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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背后 | 中國為什么絕不會走上“國強必霸”的道路

發布時間:2019-11-13 15:36:37 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字體大小: 分享至:

11月11日,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會談時提出:人類應該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,而不是奉行利己主義,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。中國人自古以來信奉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、“天下為公”、“和諧萬邦”的理念,中國絕不會搞國強必霸,也不認同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,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文化基因,也沒有這種野心。

類似的表述,此前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提到。字句簡單,其中蘊含的道理卻并不簡單。什么是中國的文化基因?中國為什么不會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?我們不妨一起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談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處事思維、立世原則,從而更好地來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話。

(一)中華文化中的“和”文化

要了解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未來會走怎樣的道路,首先要看它是怎樣一路走來。

不同于海洋文明、游牧文明等以奪取他方資源為生存本能的文明,中華文明起源于內陸和農耕,這是一種內斂、防御的文明。它以自給自足、自食其力為生存模式和思維方式,并且在土地上形成了團結緊密的家族意識。為了耕種,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穩定與和平,厭惡戰爭和變數。

中國人這種熱土觀念,轉而升華為一種廣泛的文化理念:“有德此有人,有人此有土,有土此有財,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,財者末也。”中國人堅信,財富生于自己的土壤,而非掠奪他人的土地。甚至,連財富也并不是最重要的,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。而最為根本的道德,就是“致中和”——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萬物育焉”,天地各在其位、萬物健康生存,各安其土、彼此尊重,中正仁和、和平共處。

隨著歷史的演進、文化的發展,對“和”的追求,在古代中國從一種生存方式的要求,逐漸成為一種道德觀念、哲學理念、藝術準則。中國人常說“以和為貴”,這個成語出自《論語》,原文說的是“禮之用,和為貴”,禮儀的使用,歸根到底是為了以禮求和、通過禮數秩序來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。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“禮儀之邦”,其實禮儀規范只是外在形式,真正的內在追求是以達成和諧為目的,“以和為貴”才是精神內核。

這種“和”的精神,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,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和諧觀;表現于人與人之間,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忠恕的人己和諧觀;表現在社會上,是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的“和為貴”、“大同”和“民胞物與”的理想社會;表現于個人修養,是《中庸》的“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,發而中節之謂和”的心靈和諧觀;表現于國際關系,是“協和萬邦”、“萬國咸寧”的睦鄰友好關系。即便在軍事領域,以“兵書圣典”著稱的《孫子兵法》,也明確傳達出了中國兵家對于戰爭的觀點,就是“百戰百勝,非善之善也;不戰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謀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,為不得已”,百戰百勝都不是兵家稱頌的,唯以不打仗、不動武、不用兵,才是上善之策。在中國文化的大環境下,連孫武這樣的軍事專家崇尚的也是“和”的理念。

所以我們可以看到,古代中國,曾多次達到過同時期世界輝煌的頂端,然而即使國力鼎盛、兵馬精良、糧草充足,都從未有過侵略、掠奪、霸占、干預他國的想法。古代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、海上絲綢之路曾經暢通了亞洲與歐洲、非洲,然而這路上往來穿梭的只有互助的貿易、互通的藝術、互敬的文化、互訪的行者,沒有交戰的兵火、霸道的欺凌。鄭和七下西洋,走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國家,留下的都是大批的禮物、互惠的商貿、真誠的友情,以及即使遭遇了誤解與沖突也堅持化干戈為玉帛的寬和氣度……中國投注到外部世界的目光和腳步,從來都是為了溝通世界、和諧發展,而不是征服遠方;中國踏上異國疆域的使者,從來都是為了在那土壤上傳播友善、共創繁榮,而不是播種仇恨。

幾千年來,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成為浸潤在中華文明歷史洪流、承前啟后一脈相承的一種思維方式。中華文明能成為始終沒有中斷、延續發展至今的文明,就印證著這種文明的成熟和沉穩,成熟于能夠自我約束、沉穩于懂得和平堅守。

(二)“國強必霸”不是中國的選擇

近代以來,鴉片戰爭震動了中華文明,中國人看著原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,難以理解眼前這個時代,文明的標尺變成了什么:一國的黃金白銀不再是從自家的礦山挖掘而出,而是由橫沖直撞的堅船利炮從他國強行帶回;一國的疆域不再僅是自有的土地島嶼,還可以從黑皮膚、黃皮膚民族的生存空間里硬性劃定;一國的財富積累不再是專心生產和貿易,而是磨刀霍霍陰謀布局、轉借戰爭暴斂橫財。

中國依靠著崇尚和諧、愛好和平、自我日新、中正仁和的智慧一路走來,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傷害,不僅沒有動搖、反而更加堅定了中國走和平道路的決心。1960年5月27日,毛澤東與來華訪問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圍繞“50年以后”中國的發展走向問題,有過這樣一段對話:

蒙哥馬利說:歷史的教訓是,當一個國家非常強大的時候,就傾向于侵略。

毛澤東回答:要向外侵略,就會被打回來……外國是外國人住的地方,別人不能去,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硬擠進去……如果去,就要被趕走,這是歷史教訓……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,我們就是侵略者。

“蒙哥馬利之問”折射的是一些人內心深處的歷史邏輯。尤其是近年來,隨著中國逐步發展起來,一種以“國強必霸”為代表的論調在國際上不斷泛起。一些西方學者認為,一旦某些國家走在前面并脫穎而出后,就會產生利用其政治、軍事或經濟實力,向相對落后地區施加影響并從中牟利,或者與其他強國爭奪主導權的沖動,這一鏈條的延伸自然而然,概莫能外。

西方文明的意識主導下,還產生過一種論斷,就是“文明沖突論”。亨廷頓認為,冷戰后的世界,沖突的基本根源來自文化差異,西方文明、伊斯蘭文明、中華(儒家)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間構成了“文明的沖突”。

然而,亨廷頓強調的是不同文明形態之間差異的部分、側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間對立的情緒,卻忽略了各種文明之所以形成,正是基于人類共性上的那些價值追求和道德理念,比如對真善美的向往、對公平正義的肯定……共同的美好訴求,是各地區文明不約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礎。文明,就是為區別野蠻而存在的,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。所以在文明之間,必然是共性大于差異。何況,任何一種健康文明都不是凝固的、僵化的,而是發展的。僅以靜止形態看文明,每種文明都是獨自存在;若以運動形態看文明,文明之間便是相互交融的、滲透的、影響的態勢。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,差異并不阻隔對話,更不阻礙交流,相反,中國人認為“一花獨放不是春,百花齊放春滿園”,只有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與共,才能真正實現“天下大同”。

從現實來看,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流。說其是歷史潮流,就是其發展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,各國相互協作、優勢互補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。在這一進程中,各國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、責任共同體、命運共同體。可以說,人類的命運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相聯,各國的利益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度融合,和平、發展、合作、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。把握時代潮流、認清歷史大勢,才能把準航向、開創未來。

因此,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自信與自覺,不是權宜之計、不是外交辭令,而是來自五千年來的文化基因,來自對時代潮流、歷史大勢的準確理解把握。

今天,鐫刻在5000多年華夏文明基因里的“和諧”理念,在新時代展現出協和萬邦、勇于擔當的世界情懷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:“人類應該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,而不是奉行利己主義,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”。面對仍然存在的“中國威脅論”等誤解、中傷,中國正用始終不渝的和諧、和睦、和平行為坦蕩地回答世界: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、稱霸世界的基因,中國人民不接受“國強必霸”的邏輯,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、和諧發展,共謀和平、共護和平、共享和平。(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?郝思斯)

編輯人員:黃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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